1950年，刘仁静到北京，跟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。董必武明说不见;李立三辞以不在家;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他，谈话不久，秘书就进来提醒吴，说此人不可接触;写信给廖承志，廖不答复。1921年，彼时的刘仁静，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跃分子。在李大钊的指导下，这个年轻人凭借自己扎实的英语功底，啃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英文原著。当很多人还在一知半解地谈论“主义”时，他已经能引经据典，滔滔不绝了。也正因为这份理论上的早熟，在北京支部推选一大代表时，他和张国焘被选中，踏上了前往上海的秘密旅程。在“一大”的会场上，这个19岁的青年，愣是跟比他大12岁、理论功底同样深厚的李汉俊吵得面红耳赤。李汉俊觉得，当时的中国还不成熟，共产党应该先搞研究、搞宣传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。刘仁静当场就跳了起来，他认为欧洲那种议会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，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搞武装暴动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。两人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。最后，大会的决议，采纳了刘仁静这种更激进的意见。你看，从一开始，刘仁静就不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。他骨子里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，一个坚信革命必须彻底、纯粹，不能有半点妥协的理想主义者。 这种性格，让他早期在党内崭露头角，却也为他日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。“一大”之后，刘仁 静被派往莫斯科学习。正是在苏联，他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。当时，苏共内部正进行着一场残酷的路线斗争，一边是斯大林，另一边是托洛茨基。刘仁静选择了后者。简单来说，托洛茨基主张“不断革命”，认为革命应该在全世界同时发生，并且对斯大林领导下的官僚体系持批判态度。这种思想，对于像刘仁静这样追求革命纯粹性的知识分子，有着巨大的吸引力。他认定，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，而斯大林的那一套，已经背离了革命的初心。这个选择，在当时是致命的。随着托洛茨基在斗争中失败并被驱逐，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开始清理内部的“托派”分子。1929年，刘仁静回国，因为坚持自己的托派观点，并参与相关组织活动，很快就在1930年被开除了党籍。从此，他从一个缔造者，变成了一个“叛徒”。被开除出党后，刘仁静并没有消沉，而是继续以一个“托派革命者”的身份活动。但在当时的中国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他既被共产党视为“异端”，又被国民党当成“赤匪”。他成了一个没有归属的政治孤儿。1935年，他被国民党逮捕，在牢里度过了几年。出狱后，抗战爆发，山河破碎，他却找不到自己的战场。那个他曾为之奋斗的红色队伍，已经将他拒之门外；而那个他坚决反对的国民党政权，更是视他为眼中钉。他只能回到书斋，在北京的大学里教书，做翻译，靠着笔杆子勉强糊口。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，默默地为思想的传播做着贡献。但他心里那团火，恐怕从未真正熄灭。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当年参与创建的那个党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，一步步从弱到强，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。这份心情，恐怕是五味杂陈，难以言说。回到1950年的北京。理解了前面的故事，我们就能明白那一扇扇紧闭的大门背后，藏着多么坚硬的政治逻辑。董必武为什么不见他？ 董老是一大代表里，少数几个从头走到尾、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的元老。在“一大”上，他就反对刘仁静那种“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”的激进主张，而是提出要联合孙中山，建立统一战线。历史证明，董必武的远见卓识是正确的。在他看来，刘仁静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，代表的是一种幼稚的、脱离中国实际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三十年过去了，这个根本性的分歧没有变，见了面又能说什么呢？李立三为什么“不在家”？ 李立三自己就曾因为犯过“左”倾路线错误而受到严厉批判。他深知党内路线斗争的残酷。刘仁静这个“托派”的标签，在当时是比什么都敏感的政治地雷。接见刘仁静，无异于给自己引火烧身。一句“不在家”，是最稳妥、也最无奈的切割。吴玉章和秘书的那一幕，则更是意味深长。 吴老或许念及旧情，一时糊涂，想见见这个当年的“小朋友”。但党的纪律和政治规矩，已经像一张无形的网，渗透到每个角落。秘书的那个提醒，“此人不可接触”，代表的是整个组织的意志。它告诉我们，在那个一切以政治划线的年代，个人的情感和关系，必须无条件地让位于组织的原则。这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政治机器运转的必然逻辑。至于廖承志的不答复，那更是彻底的无视，代表着刘仁静在政治上已经被完全“除名”。刘仁静后来的几十年，就在人民出版社当一名特约翻译，在国务院当个参事，拿着一份工资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他再也没有回到那个他曾经无比熟悉的政治舞台。1987年，他在北京的一场车祸中去世，走完了他这坎坷、矛盾又令人唏嘘的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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